在陕西合阳沿黄河一带的村落里，每逢新春，锣鼓声便会穿透街巷，身着古朴服饰的艺人踏着铿锵鼓点，举手投足间尽是上古遗风。这便是合阳跳戏——一种独存于此地、被誉为“研究中国戏曲发展史活化石”的古老剧种，它承载着黄河先民的烟火气息，延续着宋金杂剧的余韵，在千年时光中，以最质朴的姿态，诉说着岁月的故事。

合阳跳戏，当地群众又称其为“跳调”“调调戏”“锣鼓杂戏”，属社戏性质，是扎根于民间、服务于百姓的传统艺术形式。关于其起源，虽无确凿的文字记载，但结合史料考证与民间传承，可追溯至更为久远的年代。

有学者认为，它是西周军傩《大武》的遗存与演变，保留着古代傩舞的原始基因；也有研究指出，其表演形式继承了元代杂剧的风格，与宋代“队舞”颇多相似，更与山西临猗、新绛等地的“锣鼓杂戏”同源异流，同属宋金时期流传的吟诵类戏剧形态，是宋金杂剧的鲜活遗响。

合阳作为夏商周三代“莘国”的领地，其先民狩猎捕鱼之余，以歌舞自娱、以吟诵祈福的传统，也为跳戏的诞生与发展埋下了伏笔，使其跳戏也由此成为古代民族蹈歌的活态遗存。

与其他戏曲剧种相比，合阳跳戏有着极为鲜明的艺术特质，其核心在于“跳”与“吟”，简约而不简单，粗犷而不失韵味。跳戏最突出的特点便是“以吟代唱”，没有复杂的唱腔与弦乐伴奏，其剧本台词简洁凝练，多为四句七言，雅俗共赏，既有着文人吟诵的雅致，又有着民间口语的鲜活，寥寥数语，便能勾勒出人物形象、推动故事情节。艺人踏着古老的舞步，仅凭“说”与“吟”演绎着忠奸善恶，以刚劲的武打动作诠释着历史的烽烟。

这份古朴的艺术韵味，从每场演出的开篇便已悄然彰显。每逢演出，震天动地的开场锣鼓声褪去余韵后，便有“春官”便登场亮相，这一标志性场景，便是当地俗称的“春官打台”，亦称作“春官开台”。登场的“春官”身着大红官服，脚蹬白底黑面的靴履，头戴圆翅纱帽，脸上勾勒着豆腐块状的丑角妆容，模样诙谐醒目。

其登场方式亦颇具趣味，有时手持一把花扇，从容迈步上台；有时则由两名轿夫佯装抬轿，将其“护送”至戏台中央。能胜任“春官”一职者，皆是戏班中的佼佼者，堪称剧团里的中坚力量，其角色职能堪比如今的晚会主持人。这些“春官”个个擅长临场即兴发挥，反应机敏、随机应变，总能巧妙调动起全场的演出气氛。

 

“跳”是合阳跳戏的灵魂所在，也是其得名的由来。从开场到落幕，艺人始终需要跳着演戏，舞蹈动作是其与观众沟通的主要方式。跳戏的表演分为哑跳（广场跳）和上台跳两种，哑跳无唱词，仅有动作，数十人乃至上百人同场表演，气势恢宏，动作刚劲有力；上台跳则结合吟诵与情节，展示完整的故事。

无论是文角还是武角，上场前都要完成固定的“踩场”仪式，武角更要先“上势”，踏遍舞台四角，踩够五十六个鼓点，再坐帐或升堂，“上势”的姿态多达十八种，变化无穷，皆是古代拳术与舞蹈的结合，威武雄壮，极具视觉冲击力。这些动作看似机械古朴，实则是原始祭祀、狩猎、攻防动作的变异，兼具模拟性与程式化，每一个身段、每一个步伐，都承载着先民的生活记忆与文化基因。

 

伴奏的简约，更凸显了跳戏的民间本色。跳戏无需弦乐，仅靠打击乐与吹奏乐烘托气氛，打击乐包括农村社火大鼓一面、大经锣两面、大铙钹一对、小鼓两至三面。鼓法多样，有开场锣鼓、间歇锣鼓、武鼓、上势鼓等八种。铿锵有力的锣鼓声，既能渲染武打的激烈场面，也能烘托祈福的祥和氛围；吹奏乐仅有大唢呐一对，高音清亮、低音浑厚，数十种曲牌对应不同的场景，《割韭菜》《大钉缸》《迎亲》等曲牌，或欢快喜庆，或庄重肃穆，与吟诵、舞蹈完美融合，构成了跳戏独有的听觉标识。

此外，跳戏的脸谱也颇具特色，借鉴民间社火脸谱的样式，又吸纳戏曲脸谱的精髓，简洁清晰、性格分明，寥寥数笔，便能将忠奸善恶、刚柔贤愚刻画得淋漓尽致。例如，“春官”作为演出中的幽默角色，其脸谱妆容就非常有代表性：脸上画着一块方形的白色，形似“豆腐块”，是典型的丑角扮相。这种设计既突出了角色的滑稽感，也体现了民间艺术的诙谐与智慧。

跳戏剧目比较丰富，村与村不同，社与社有异。据说广场跳剧目原先有五六百本，上台跳约三百本。且多属故事完整、结构严谨的大本戏。其剧目多取材于《三国》《水浒》《西游》《封神演义》《杨家将》等经典典籍，以武打见长，场面宏大、情节跌宕，深受百姓喜爱；也有《玛瑙环》等少数被称作“文跳”的剧目，侧重情感抒发，格调雅致，形成了“武跳刚劲、文跳温婉”的剧目特色。这些剧目不仅是娱乐百姓的载体，更承载着民间的价值取向、道德观念，传递着忠勇爱国、善恶有报、邻里和睦的传 统理念，是民间文化的“活教材”。

 

作为扎根民间的社戏，合阳跳戏与当地的民俗活动深度绑定，成为春节期间不可或缺的文化盛宴，承载着百姓禳疫祈福、预祝丰年的美好愿望。每年大年初一下午，各社敲锣打鼓，名曰“打旦子”，既是制造气氛、鼓动村民，也是催促“祖家”（社戏负责人）出面组织演出、商议经费筹集等事宜；正月初五黎明，“好家”（演出名角）抬着锣鼓，在本社各户院落内“打旦子”，俗名“镇穷鬼”“破五邪”，寄托着百姓驱邪避灾、祈求富足的心愿；当天下午进入“牛锣队”阶段，各社锣鼓齐聚村中心，划定区域、对赛敲打，相互激励、热闹非凡；正月初六至十二，各社自行组织广场跳，十三日布置戏台，十四至十六进行“上台跳”，演出整本大戏，各村各社轮番登场，家家户户扶老携幼前往观看，锣鼓声、欢呼声交织在一起，构成了黄河岸畔最浓郁的年味儿。

 

历经千年传承，合阳跳戏也曾遭遇低谷。清代末期至辛亥革命，军阀混战、村社不安，戏班解散，跳戏日趋衰落；抗日战争时期，沿河一带战乱频仍，农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，跳戏几近湮没，仅行家庄等少数村庄尚能勉强演出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跳戏迎来了新的生机，1957年春节，行家庄艺人联合演出的《收红孩》参加“陕西省第三届民间音乐舞蹈会演大会”，让这一古老剧种重新进入公众视野；1984年，中国艺术研究院和陕西电视台专门赴合阳为跳戏录像，为其留存了珍贵的影像资料；2008年，合阳跳戏被列入国家级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，获得了更多的保护与关注。

在合阳跳戏的传承与发展历程中，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党中信是不可或缺的核心人物。他出身跳戏世家，自幼跟随父辈学艺，后拜民间艺人党云龙为师，精通生、旦、净、末、丑各行当表演，是行家庄跳戏社的台柱艺人。党中信先后在《昊天塔》《战磐河》《淮都关》等剧目中塑造了杨六郎、文丑、子都等经典角色，表演功底扎实、韵味醇厚，完整保留了跳戏古朴的唱腔、身段与表演范式。

近年来，合阳跳戏的传承工作取得了显著成效，涌现出一批致力于非遗保护的传承人，其中李敏生作为第六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，自幼生于跳戏世家，师承党云龙等人，精通跳戏的伴奏、表演与导演，数十年来默默坚守，致力于跳戏的传承与弘扬，是继党忠信之后，合阳跳戏传承的核心力量。

 

为了让这一古老剧种薪火相传，当地政府与文化和旅游部门采取了一系列保护措施：普查建档，挖掘整理流失的剧本与曲牌；选拔年轻人，通过师传身教、定向培训的方式，培养跳戏后继人才；修缮戏楼，完善演出设施；组织跳戏进学校、进社区、进景区，开展对外交流演出，让更多人了解、认识跳戏。

铿锵的锣鼓声响起，艺人踏着鼓点翩翩起舞、低声吟诵，那古朴的舞姿、浑厚的吟诵，便是黄河先民的呐喊，是宋金杂剧的余韵，是千年时光的回响。合阳跳戏，这颗辉映于民间的艺术明珠，历经千年风雨而不褪色，在新时代的阳光下，它正以更鲜活的姿态，走向更广阔的舞台。愿这份千年非遗瑰宝继续持续绽放出迷人的光彩，让更多人聆听黄河岸畔的千年绝响，感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博大精深。文/贺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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