华山论剑大讲堂走进榆林,你会发现,榆林早已不是唐诗中“有日云长惨,无风沙自惊”的景况,倒有几分“绿蚁新醅酒,能饮一杯无”的温暖。从陕北天地人、家国情、真性情,看华山论剑之勇、智、敏、仁,说明文化的精气神,可以写生,也可以写意。
◆勇之道,忠
今日塞上煮酒话忠勇,就先从陕北这块神奇土地上,史上发生的三次煮酒名场面说起吧。 2000多年前,秦大将蒙恬驻军上郡,将兵三十万,却匈奴七百里,筑长城、修直道,大显身手,由于受奸佞之徒赵高构陷,接到秦二世胡亥的赐死诏书。在面对生死抉择,将饮上路酒时,蒙恬慷慨陈辞:“自吾先人,及至子孙,积功信於秦三世矣。今臣将兵三十馀万,身虽囚系,其势足以倍畔,然自知必死而守义者,不敢辱先人之教,以不忘先主也。”这是何等的情操?忠!以至三国叱咤风云的一代枭雄曹操,每读到此文,都会掩面而泣。
安史之乱爆发后,长安城一介落魄儒生杜甫,忧国忧民北上灵武勤王,在陕北高原秉烛把酒,写下论政诗篇《塞芦子》:“延州秦北户,关防犹可倚,焉得一万人,疾驱塞芦子。”尽匹夫之责,为国献策,这是何等的情愫?忠!
北宋时期,出将入相的范仲淹,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史知延州,借酒浇愁,写下《渔家傲·秋思》这一千古绝唱:“塞下秋来风景异,衡阳雁去无留意,四面边声连角起,千嶂里,长河落日孤城闭。浊酒一杯家万里,燕然未勒归无计,羌管悠悠霜满地,人不寐,将军白发征夫泪。”先天下之忧而忧,这是何等的情怀?忠!
勇,当然绝非匹夫之勇。蒙恬、杜甫、范仲淹为什么在陕北借酒抒怀,因为陕北是一块忠勇用武之地,是一块被中华文明熏陶、被战火淬炼的忠勇之地。
大漠草滩、黄土高原在这里交界,农耕文明、游牧文化在这里交融,中华文明人文地理两大标识之长城、黄河在这里交汇,一望无垠的大漠黄沙,连绵起伏的黄土高原,还有那逝者如斯夫的黄河,从视觉上有了黄河为何叫黄河、黄帝为何叫黄帝的直观答案。
《史记》“黄帝崩,葬桥山”,桥山在陕北;《水经注》“禹治水,壶口始”,壶口在陕北。石破天惊的石峁遗址、寨沟遗址两个文明体的发现,打通了中华文明上下5000年的“任督二脉”,告诉人们,黄帝不是传说。“商伐鬼方,三年克之”,《周易·既济》的这一记载说明,不同的文明在陕北交融碰撞,既互相吸引,又互相排斥,于是有了文明交流最极端的方式——战争,世界就有了大规模杀伤性武器,中国就有了长城。蒙恬“累石为城,树榆为塞”,中国就有了边界,陕北就有了榆林,有了延安、保安、安塞,安边、定边、靖边、吴堡……文化戍边的精神长城。
大风起兮云飞扬,长城脚下是吾乡。世世代代戍边将士边民,献了青春献子孙,铸就了陕北人天地人、家国情、真性情的文化性格,将自己的军旅习惯,变成审美习惯,羊肚子手巾一扎英雄结,腰带一系武装带,这份中华卫士的打扮,向世人宣示,我是谁,从哪里来。信天而游,能动天下,顺天而生、信天而唱的信天游,以《东方红》《哀乐》《春节序曲》为代表,唱红了天、唱恸了地、唱出了一个欢天喜地,成为中国人表达民族大喜大悲的自然选择。
回望这方水土这方人,中华民族交融历史沙盘的特殊地理,成就了米脂婆姨绥德汉的文化传奇。“夫义妻杰英雄谱,联璧生辉中国范”,中华民族的忠勇形象大使杨业、折赛花,来自神木、府谷;中华民族抵御外辱的经典画面,梁红玉擂鼓助威,韩世忠大战黄天荡,那发出“莫须有,何以服天下”雷霆之问的韩世忠,来自绥德。米脂出了个李自成,马踏幽燕,定鼎北京,均田免赋,一改天下。闯王夫人高桂英,在李自成殉难后,率忠贞营,组织夔东十三家,坚持抗清二十年,最终弹尽粮绝,与主帅、其孙李来亨在湖北茅麓山举家自焚,以身殉国,其高风亮节惊天地、泣鬼神。而创立西夏国,搅周天寒彻的李元昊,竟与李自成同为李继迁寨的银州李氏。再加传说中出生米脂舍身取义的貂蝉,“英雄美人出一县,两代帝王同一村”,成历史美谈。
◆忠勇者,仁
仁者爱人,是中华美德的核心,“大学之道,止于至善”,这一点,在陕北民俗中表现得淋漓尽致,这也是陕北世出豪杰的文化底蕴。古今有之的乞丐,陕北老一代人称为行走财神,不是简单的不同称谓,这是对人人平等人格尊严的忠诚守护。孤寡鳏独有“户养”,即以高祖以下五服宗族,为一个自救互助单元,用家族力量,承担扶贫济困的社会责任。集中力量办大事,有民间道德银行之“帮工”,遇亲朋好友修窑建房,会自带口粮去尽义务帮工,这是以诚信为基石的契约精神,极大地缓解分担了生存压力,同舟共济,艰难前行。像苦难艺术陕北说书,在给大众禳巫解困的同时,发挥启蒙教诲的社会责任,而其本质则是民间低保。陕北人以“睁眼瞎子”近乎咒语的规矩,强制明眼人不能说书卖艺与盲人争饭碗,确保社会分工给盲人群体留下最后一杯羹,这是人性悲悯,是民间自治的道德良心。这种人性光辉,正是我们这个苦难民族5000年延绵不绝的精神给养,是家国情怀之自觉。当然,仁也非妇人之仁,修身、齐家、平天下是也,埋头苦干、拼命硬干、为民请命,舍身求法是也!
◆勇得益于智
有用武之地,得益于智,而智不仅仅是智商,更要有情商,这叫智慧。对一个人而言,智不能满足于识字学文之智;对一个社会而言,更要有启蒙开智之智。米脂贤达杜斌丞之所以成为“成不成,问斌丞”的陕北智者,不在于他北京师大的文凭,而在于他学业有成后,怀着教育救国的远大抱负,毅然返乡,在陕北践行他兼容并蓄、文教并重、德智体全面发展的办学理念和方针,奔走呼号主导推动,在陕北陆续兴办起了绥师、延中、榆林女子师范等院校。在于他主政榆中这所当时陕北23县联办的唯一中学十年,桃李满天下,以谢子长、刘志丹、杜聿明、高锦德等为代表,一大批才俊脱颖而出,报效祖国。引领文明之风,开化黄土高原的公德,这就是智的最高境界。被尊为“报界宗师”的榆阳才俊张季鸾,留日归来,春风得意,起草《临时大总统就职宣言》,发出中国第一份新闻电报专稿,但他不事张扬,淡泊名利,几十年如一日,以“不党、不卖、不私、不盲”为办报宗旨,以《大公报》为擂台,一通“三骂”惊世骇俗。抗战相持阶段的艰难时期,以《我们在割稻子》的社论,传递以时间换空间之坚韧抗战信念,一支笔的降维打击,大大灭了侵略者士气,这就是智的力量。
吴堡文学巨匠柳青,“人生的路虽然漫长,但紧要处往往只有几步”的警世名言,醍醐灌顶,发人深省。改革先锋、最美奋斗者、现代文豪清涧人路遥,则以一个作家的良心,时刻关注社会变迁,用如椽巨笔,抒发着对老百姓牵肠挂肚的情感,用文学语言,精准表达升斗小民在时代巨变中的内心纠结,诠释着智者应有的使命担当。
◆智者慧,敏于行
坐而论道,不如起而行之,审时度势敏于行,才是王道。大跃进时期,时任米脂县委书记的王彦成没有贸然跟风,他以高超的政治智慧和令人敬佩的文化定力,为米脂规划出了超越时代的发展蓝图“远山高山森林山,近山低山花果山,小沟打坝聚湫滩,平地变成米粮川”,这里面黄土高原生态治理的工程措施、生物措施有了,提高单产、稳定总产的粮食增收路径有了,山水田林路综合治理的模式有了,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目标有了,甚至经济林与生态林的合理布局也有了。当年高西沟村按这一思路,退耕还林还草330亩。高西沟人用双手打造的泥不下山、水不出沟的美丽乡村,树起了不朽的黄土高原生态治理样板。这不是简单的智,而是了不起的慧,是起而行之敏。
1978年,农业学大寨已风行十几年,“以粮为纲”缺粮吃的农业困局,摆在人们面前。米脂孟家坪大队支部书记孟士明,冒着风险,组织村民试行“包产到劳”生产责任制,1979年试行一年生产大变样,粮食大增。第二年在批评、调查、疑问、羡慕、观望的环境下,在集体化名义下,行包产到劳(户)之实,被新华社记者冯东书发现,并写了调查报告在《新华内参》上刊发,引起震动。在小岗村同时期“包产到户”见光死情况下,到“户”与到“劳”,一字之差,为农村改革保留下一线生机。 1980年9月28日,《人民日报》头版发表了《孟家坪包产到劳一年大变样》的通讯报道,并配以《一种大有发展前途的责任制》的社论,中国农村改革大门顺时而开,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,一夜之间普及全国,不但一举解决了广大农民的吃饭问题,更为中国城市改革提供了物质准备。这是勇也、仁也?还是智也、敏也?一句话:这是敏于行之行也。
讲陕北,看中国,文化不是高大上,文化是生活细节和生活态度,只要个实事求是。陕北有一句民谚:“狼不吃憨汉,驴不碰二次。”狼为啥不吃憨汉?因为傻子不怕狼。驴在一个地方碰壁,日后绝不在同一地方再碰壁。人却会重复犯同样的错误,甚至会用更大的错误去掩饰已犯的错误,直至上演指鹿为马的荒诞剧,这皆因人之“聪明”,缘于所谓的“智慧”。由此可见,勇、智、敏、仁不是概念,实事求是不是概念,实事求是是人品、担当、环境,因为,人人是实事求是的环境。(王六)